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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論孔子與《春秋》

    時間:2006-11-21欄目:語文論文

    陳強韋先生:

        您好!收到來函真有棒喝之感。先生諄諄相責,知道都是為了我好,高情深謝。我在印大的論文可不敢寫得那么自由,否則恐怕連文憑都拿不到---美國研究所從來都是一板一眼。學校本是“人才工廠”,永遠在制造著社會所需的各種型號的人才,而象在下這樣廢料恐怕什么型號也合不上。在此地念書沒有獎金,全靠家里支持,所以心理壓力很大。有時不能不顧及父母的心情,到底是中國人。我沒有什么生活享受的欲望,心境象老僧一般。讀過先生《儒家與現代中國》中的自述,深受感動。我想您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先生放心好了。

        “孔子與《春秋》”是一篇經學習作嚴格意義上的經學有類西洋學術傳統中的神學,不應帶有歷史意味。經學的孔子乃一歷史文化精神之代言人,并不必然等同于歷史上的孔子,如此才有“萬世立法”一說(一如神學的耶穌不同于《偉大的哲學家》所描述的那位公元初年巴勒斯坦的預言家)。彼時即此時,此地亦即彼地;時空在人而言,而歷史文化精神就沒有這樣的概念。《春秋》經世,真正的謎局不在經內而在經外--只要人性的弱點存在,何時而非春秋之際?經內的謎局只是經外謎局的影身而已。我們心中的歷史文化精神若能解開現實世界的困境,經內的謎局自然迎刃而解。“孔子與《春秋》”正是借著中國歷史的“空套”探討當代西方文化困境的成因及其解決之道。

        近幾百年西洋文明擴張的結果已將整個世界納入西方歷史文化的大系統之中,而這段連續的歷史發展是以476年西羅馬帝國的覆亡為其起點-基督教文化而非希臘羅馬文化才代表了近代西洋文明之原始。比較一下基督教系統和儒家系統我們就會發現《舊約》的說書方式是以“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此其所以耶穌總以“神子”自居〕,而《詩》、《書》則從“人”的角度看待“上帝”。一位是通過宗教神秘經驗領悟的超驗的“上帝”,另一位則是從政治、歷史的經歷總結的經驗的“上帝”(類似客觀必然性)此其二者相異之大較。早在安瑟爾謨以“本體論證法”調和信仰與理性之時,近代西洋文化困境的癥結即已萌芽。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直接結果就是《圣經》由拉丁文譯為各民族語言而人們無需通過教會即可直接與經典交流。基督教文化系統內部的這一矛盾隨著西方民族理性的成長愈演愈烈。而高度發達的西方科學與西方哲學正是這一文化病癥的表現。

        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技史》關注一個重要的問題,即為什么古代中國發達的技術沒有萌生現代科學。這其實是個“假問題”,因為不僅中國文化,所有的非基督教文化(包括希臘羅馬文化)都沒有萌生現代科學。真問題應當是為什么唯獨基督教文化系統發展出現代科學。我是這樣看的:基督教系統的宗教性相要求進入《圣經》情境之人通過“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自覺全知全能。如果“理性”意識其能力有限(此乃事實),這一系統必然發生“精神分裂”,所以“理性”只有通過“上帝”的眼光不斷向外部世界擴張-如此才能滿足這種病態的文化心理。而在經院哲學階段開始發育成熟的希臘文化工具理性為之提供了滿足其欲望的必要手段,由此萌生近現代科學(中國人講“利用厚生”,技術僅為滿足實際需要而存在,這也是所有其他非基督教系統之共性)。近代西方文化系統的“理性”在這種病態文化心理的驅使下走上了不懈地征服外部世界的道路,從而達到高度的成熟。也因其只能通過“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就無法象中國文化系統的“理性”一樣順利地發生自我意識,從而生升華為“悟性”。近代世界在西洋文化高度發達的“理性”幫助之下從自然界中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但因人類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的動物本能的支配,其所釋放的能量只能使之在自然法則的機括中越陷越深、無法自拔。“人”因此不斷發生“異化”,淪為其所釋放的自然力的奴隸。

        自笛卡爾革命以來,西方哲學中的“理性”逐漸習慣于通過“上帝”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從而形成“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海德格早就注意到這一癥結)。“上帝”的領地在不斷萎縮,最后終于出現馬克思主義這樣包羅萬象的偉大的形上學體系。作為理性時代的耶穌基督,卡爾·馬克思以一系列經濟學公式預言了共產主義“千年王國”的到來---“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而仁慈的歷史規律終將赦免人的“原罪”。君臨天下的“理性”終于將偌大一個世界解釋得天衣無縫。而事實上越是天衣無縫,也就越是遠離真實-“理性”尚未意識其能力范圍,強不知以為知。此乃近世西哲之通病。在主宰面前,偉大的思想家和眾人相比不過是大一些的孩子。何時“理性”意識到自己并非全能的“上帝”,學會用一種困惑的眼光看待世界,西方哲學現在遭遇的困境也就迎刃而解。近代西洋哲學一直通過彌縫幼稚的基督教系統的方式緩解日益成長的“理性”造成的西方文明核心價值的危機;而因其缺乏對“性與天道”的了悟,所有這些嘗試取代基督教系統的思想體系逐一遭到歷史的淘汰,從而淪為哲學史上的研究對象。即使是作為近代西洋文明之反動的共產主義運動也沒有例外地感染其母體之痼疾到了共產主義運動破產之際,馬克思注意到的“異化”現象已經從工業制度領域擴散到了文明生活的所有領域。與之相比,中國文化系統中的“理性”較早發生自我意識,從而形成成熟而合理的天道性理結構,這正是前漢以下哲學采用注疏的方式表達自身的根本原因。

        近代西洋哲學一直擔負著尋找理性時代之“上帝”的重任,而不論是“實踐理性”、“生命意志”還是“絕對精神”、“歷史規律”都扮演不了此一角色。新的“上帝”在哪里呢?德日進和熊先生都注意到在生物界累級演進以迄人類的過程中存在著某種神秘的驅力,而人心為其自我意識。從古代世界的原始群落以至近日巨大的文明系統,它所體現的必然趨勢正推動著人類由分而合、共趨大同。這力不象“絕對精神”那樣沒有人身、自在自為,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體認其存在。聯系“天下歸仁”與公羊三世義來看,孔子的“仁”大約即是這神秘的驅力。“仁”乃“欲”之反對,標志著動物界自然進化達于反動階段。在自然狀態下“仁”須隱藏自身,而在人文狀態下“欲”須隱藏自身,“仁”則顯現為人心中的歷史文化精神。在人類的幼年時期,這歷史文化精神幻化為各民族之“上帝”,提撕人性使之向上超拔。“仁”、“欲”相反相成,一文一質,推動著人類社會走向文明進步(德國古典哲學恒言“惡”為歷史發展之動力)。而當文明的歷史達于“仁的自覺”之時,人類因其心中之歷史文化精神開始發生自我意識逐漸掙脫“欲”之束縛(所謂“人文化成”),從而日益減少必然狀態下的文明進化所需索取的巨大的代價。將來的生物學家與人文學者應當通力合作,以科學論證的方式描出“仁”的尊容,從而尋到一位有可能為所有的文明系統所接受的理性時代之“上帝”。

        孔子的“天”用得極有彈性,有時大約指“仁”或“元”,有時似指“客觀必然性”,由此衍生孟、荀兩家之“天論”(實同名而異

    實)。倘若能熔《論語》、《易傳》、《中庸》以及孟、荀、董、馬、何之學說于一爐,再參考熊先生晚年的翕辟論,大致即可恢復孔學之原貌。孔學乃一部中國思想史之源頭活水,未來中國文化的復興仍可抄襲宋儒返本開新之故智,由原始儒學的重新詮釋而獲得新生。歷史上所有偉大的民族皆只有一度之興盛,而唯有華族長盛不衰達數千年之久。蓋因其由“仁教”而得道,從而超脫了自然法則之機括“德”與“福”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而唯有國族這樣永恒的生命體方能印證其存在-這一關系在信仰時代可由“上帝”保障,而在理性時代則需以哲學論證的方式說服“理性”。我在“孔子與《春秋》”中批評了基督教教義,不是站在儒家或中國人的立場上講的-一旦沾染文化自尊心和民族自尊心就失去了批評一個文明系統的資格。完全是從一個“人”的角度講的。文中所說的“孔子”乃一種關懷人類之得救超過了自身之得救之新人的代表,所說的“中國”乃一種將人類之福祉視為最高利益的新型的國家。自覺地服從“仁”的指令的新人和新的國家代表了人類自作主宰的高貴的生命意志,也正是未來世界希望之所在。將“人”的命運拱手交給上帝安排的想法十分可怕,因為真實的“上帝”(客觀必然性)并不象《圣經》所說的那樣對人類脈脈含情-如果不能割斷這條心理上的臍帶,人類會在永生的憧憬之中坐失徹底解決今生今世所面臨的困境的機會。

        此文有些地方借用了莊子的手法,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確實不夠嚴肅;但在涉及學術史的部分還是做過一些研究工作。例如,我將“筆則筆、削則削”斷為“剪輯”就參考了《公羊傳》“常事不書”說,《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約其文辭,去其繁重,以制義法”的說法,《傳習錄》的意見以及阮芝生先生《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一書的研究成果。又如“據亂世”之《春秋》學演變為“升平世”之《春秋》學代表了戰國晚期至前漢中國學術思想發之大勢“一說就綜合了自己做的《春秋》類著述之比較研究、康梁師弟關于大同、小康派之判分、錢穆先生《國學概論》對儒家與諸子關系的探討、汪中以來有關荀子與經學關系的研究、牟宗三先生和徐復觀先生關于荀學與法家性相判分之研究以及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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