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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來的簡帛發現與簡帛學的發展

    時間:2006-11-21欄目:語文論文

    歷經百年滄桑,通過幾代學人的艱苦努力,簡帛學已經發展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并蔚為國際顯學,受到世界學人的矚目。 

      

       簡帛發現層出不窮


      據文獻記載,我國簡帛的發現、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漢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經,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學方法進行有目的有計劃地發掘、整理和研究,則開端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迄今將近一個世紀。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簡帛的發現可謂層出不窮,共出現了兩次大發現的高潮:一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簡帛的年代涵蓋戰國、秦、漢、三國及魏晉。 

      戰國簡包括五里牌楚簡37枚、仰天湖楚簡43枚、楊家灣楚簡72枚、長臺關楚簡229枚、望山楚簡22枚、藤店楚簡24枚、天星觀楚簡70枚、九店楚簡344枚、隨縣楚簡240多枚、臨澧楚簡數十枚、包山楚簡448枚、秦家咀楚簡41枚、石板村楚簡4371片、郭店楚簡804枚、新蔡楚簡1300余枚等。 

      秦簡包括云夢秦簡1155枚(另有80枚殘片)、天水秦簡460枚、龍崗秦簡283枚、木牘1方、楊家山秦簡75枚、關沮秦漢簡500枚、王家臺秦簡800余枚、周家臺秦簡389枚、木牘1枚、青川秦牘1枚等。 

      漢簡包括敦煌漢簡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漢簡3500余枚、羅布淖爾漢簡71枚、武威漢簡600余枚、甘谷漢簡23枚、銀雀山漢簡4974枚、武威醫簡78枚、木牘14方、馬王堆漢簡900余枚、木49枚、定縣漢簡一批、鳳凰山漢簡428枚、木牘9方、居延新簡近兩萬枚、羅泊灣漢簡十余枚、木牘5枚、阜陽漢簡一批、大通漢簡400枚、張家山漢簡2787枚、胥浦漢簡17枚、木牘2方、清水溝漢簡一冊(27枚)、散簡14枚、懸泉置漢簡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書10件、紙文書10件、墻壁題記1件、尹灣漢簡133枚、木櫝24方、虎溪山漢簡1000余枚、孔家坡漢簡785枚等。 

      三國兩晉簡包括尼雅、樓蘭簡牘400余枚、紙文書728件、吐魯番阿斯塔那晉木簡1枚、南昌永外正街晉墓出土木刺5枚、木牘1枚、南昌陽明路三國吳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牘2枚、鄂城出土三國吳木刺6枚、馬鞍山出土三國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灘坡出土東晉木牘5枚、高臺晉墓出土木牘1枚、長沙走馬樓出土三國吳簡10萬多枚等。 

      帛書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漢代烽燧遺址中發現的幾件帛書、長沙子彈庫楚墓發現的“楚繒書”、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出土的帛書1件、長沙馬王堆3號墓出土的一大批帛書、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帛書10件等。 

      
    簡帛的整理與研究碩果累累


      隨著大宗簡帛的相繼出土和陸續公布,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極大興趣和高度重視。據粗略統計,近百年來,經過海峽兩岸和國外學者幾代人的共同努力,已發表有關簡帛研究的論著數千種。這些論著大體上可分為簡帛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個方面。所謂基礎研究主要包括發掘報告、圖版、釋文、注釋、語譯、索引、字編、參考文獻和論著目錄等。而應用研究主要是應用新發現的簡帛資料(包括簡帛文字記載、實物以及器物、遺址、墓葬等),結合傳世典籍研究當時的政治、法律、經濟、軍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關系、中外關系、語言、文字、書法等各個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歸宿,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正如張政先生為《簡帛研究》題詞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義,璣珠重聯,審系篇題,終成圖籍,補史之逸。”簡帛的整理和研究,大體上是沿著這樣的軌跡進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漢簡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漢簡雖然首先由法國漢學家沙畹率先進行整理和考釋,但作出最大貢獻的應該首推我國學者羅振玉和王國維。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墜簡》一書以及王國維后來發表的系列論文,不僅對每枚簡文分類詳加考釋,而且應用新發現的簡牘資料,撰寫出許多研究漢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論文,尤其重視把敦煌漢簡所記載的內容和漢代烽燧遺址的情況聯系起來,力圖盡可能恢復漢代烽燧組織系統的原貌。《流沙墜簡》一書的精辟考釋和王國維研究敦煌漢簡的系列論文,不僅為當時的東西方學者所望塵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為近代簡帛學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漢簡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漢簡的整理和考釋,一開始便是由中國學者負責的。起初參加的學者有馬衡、向達、賀昌群、余遜和勞干等人,因為抗日戰爭爆發,整理工作中輟。后由勞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釋,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和《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與此同時,勞干還發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漢簡的論文。《釋文之部》在變通《流沙墜簡》一書的基礎上,將居延漢簡分為文書、簿錄、簿籍、信札、經籍、雜類等六大類。《考證之部》和研究論文則沿用王國維所創立的“二重證據法”,進一步拓寬了研究領域,在居延漢簡和漢代歷史研究兩個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貢獻。1949年以前,重要的論著還有《漢晉西陲木簡匯編》、《羅布淖爾考古記》、《新獲之敦煌漢簡》、朝鮮古跡研究會《樂浪彩篋冢》、賀昌群《〈流沙墜簡〉補正》、《烽燧考》、陳盤《漢晉遺簡偶述》、《漢晉遺簡偶述續稿》和勞干《敦煌漢簡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別是隨著七十年代居延新簡和馬圈灣等敦煌漢簡的相繼出土,居延和敦煌漢簡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興未艾之勢,在應用簡牘來研究歷史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概括地說,在下列六個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和1957年《居延漢簡·圖版之部》的出版,使人們第一次得知貝格曼田野發掘工作的詳情,并能見到居延漢簡的全部圖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漢簡甲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灣、地灣、瓦因托尼、查科爾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漢簡所屬的出土地點。1980年出版的《居延漢簡甲乙編》發表了首批居延漢簡的全部出土地點,這對居延漢簡的斷簡綴合、冊書復原以及古文書學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義。(三)、早在《甲編》出版以后,就有學者曾撰文對《甲編》的釋文進行補正,如陳直《〈居延漢簡甲編〉釋文校正》、陳邦懷《〈居延漢簡甲編〉校語》、于豪亮《〈居延漢簡甲編〉補釋》等。當1980年《甲乙編》問世前后,又有許多學者接連不斷發表有關補正釋文的論著,如裘錫圭《漢簡零拾》、于豪亮《居延漢簡釋叢》、謝桂華、李均明《〈居延漢簡甲乙編〉補正舉隅》等。從1979年起,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漢簡,謝桂華、李均明曾反復審讀居延漢簡各種版本的圖版和釋文,又得有機會見到尚未公開發表的居延新簡的簡影,于是將以往諸家釋文逐一進行校訂,最后編撰成《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一書,在釋文的準確性上有顯著的提高。(四)、眾所周知,首批發現的一萬余枚居延漢簡,完整的冊書僅保留下來兩

    種,即由77枚簡(其中2簡無字)編聯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簡編聯成的“永光二年候長鄭赦予寧書”僅由此兩種簡冊可知,居延漢簡絕大多數原本都是用細麻繩編聯的冊書,出土以后,因為麻繩腐爛斷絕,原來的冊書都變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簡和斷片。為此,森鹿三以為將已散亂的簡牘恢復到冊書的本來狀態,至少恢復到接近原來的冊書的狀態,這是居延漢簡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礎工作。當1957年勞干《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將全部精力傾注到了“通澤第二亭食簿”(簿書)、卒家屬廩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復原上,率先開了復原居延漢簡簿籍冊書的先河。魯惟一繼承和發展了森鹿三的這種研究方法,出版了專著《漢代行政記錄》,從居延漢簡中復原出多種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冊書。對居延漢簡的斷簡進行綴合和冊書進行復原,其意義正如永田英正在《漢簡的古文書學研究》一文中所總結的:(1)在居延漢簡中,從全體上來看,簿籍簡牘占絕大多數;(2)簿籍簡牘和它們所記載的內容相應,各自具有固定的書寫格式;(3)所有的簿籍簡牘并不是孤立的個別記錄,而是被編聯成冊書的;(4)以簡牘的書寫格式為標準,有可能將大量的簡牘歸類集成;(5)隨著簿籍簡牘的移送和傳遞,就有可能形成文書。這就開啟了通往對簡牘進行古文書學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臺北出版了《居延漢簡補編》。《補編》彌補了以往歷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漢簡的圖版和釋文均未能核對原簡的根本缺陷。為了盡可能為字跡日漸褪色的原簡保留最好的簡影資料,而采用紅外線設備等先進科學技術,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鏡無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跡,清晰呈現,從而對以往諸家的釋文多有補正,在釋文的準確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華書局出版《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全書分為上、下兩冊,上冊為簡牘釋文,下冊為簡牘圖版,除收錄居延都尉所轄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與甲渠候官所轄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這兩處遺址所獲的全部簡牘外,還收錄了如下五宗簡牘:(1)1982年在甲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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