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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令退賠制度作為一項刑事訴訟中的處置性措施已在我國存在了近四十年

    時間:2019/6/27欄目:

    責令退賠制度作為一項刑事訴訟中的處置性措施已在我國存在了近四十年。但是,在刑事裁判文書判決責令被告人退賠后、被害人能否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問題卻一直存在爭議。不同級別、不同地區的法院經常會出現同案不同的裁判結果,這并不利于我國司法標準的統一。本文將試圖通過梳理責令退賠制度的相關法律法規,結合現階段的司法實踐,分析現行責令退賠后不允許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會存在的問題,為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提供參考。

    責令退賠制度

     

    一、不同法院對于此類案件的裁判標準并不一致

    (一)相關案件概述筆者辦理的案件中曾涉及此類問題的案件:2017年6月,A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B某因騙取C銀行貸款共計1.83億元,被D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均犯騙取貸款罪,追繳A公司違法所得1.83億元返還被害單位C銀行,追繳不足部分,責令予以退賠。該二審判決已生效。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間,被害單位C銀行向D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二起民事訴訟、向E區級人民法院提起一起民事訴訟,分別要求A公司償還借款1.2億多元、5000萬元和2000萬元并支付利息,且要求B某和其他擔保人承擔相應保證責任。D中級人民法院和E區級人民法院分別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間作出判決,均基本支持了C銀行的訴訟請求。D中級人民法院和E區級人民法院在判決書中均認為,雖然A公司、B某等人犯騙取貸款罪案件中所涉貸款即是民事案件中的《最高額保證合同》《最高額抵押合同》等合同所涉貸款,但合同合法有效,若在前述刑事生效判決存在已追繳款項,相應部分應在民事案件中扣除,故不存在B某抗辯的刑事判決、民事判決重復計算的問題。兩所法院對于刑事案件生效后是否仍應處理該三起關聯民事訴訟的問題均未說明。在前述案件中,在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D法院和E法院兩級法院均受理了受害人另行提起的民事訴訟,且在刑事案件判決責令退賠違法所得且生效之后,依然在民事案件中就相同標的要求被告償還相應借款及利息。

    (二)同類案件在全國不同法院處理結果不同在全國同類案件中,其他地區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對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處理結果。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2014)粵高法審監民提字第76號《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中認為,本案爭議的主要問題是“申請人收到按60%比例清償款項后,能否就尚未收到清償的部分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訴訟”,根據相關規定,申請人要求民事立案的申訴理由不成立,維持了不予立案的裁定。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在(2017)浙民申2547號《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中認為,根據相關規定,在申請人無證據證明案涉借款用于刑事案件被告人與其妻子共同生活的情況下,駁回申請人的民事訴訟并無不當。最高人民法院(下稱“最高法”)在(2018)最高法民終100號《民事裁定書》中認為,上訴人提起的本案訴訟與之前生效刑事判決認定的被告人構成騙取貸款罪一案系基于同一事實;訴請償還的案涉保理合同項下欠款與該刑事判決中判令相關被告人返還及繼續追繳的贓款亦重合。案涉合同是刑事案件被告人為實現騙取資金的犯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各被告人也因此構成犯罪并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根據相關規定,本案中上訴人應通過刑事案件繼續追繳案涉合同所涉款項,本案不屬于民事訴訟的受案范圍,最終維持了駁回起訴的原裁定。

    二、責令退賠與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立法考察

    (一)相關法律梳理與本文討論問題相關的現行法律主要有:《刑法》第64條規定:“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款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刑訴法解釋》”)第139條規定:“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的,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除以上現行法律外,2014年11月開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對于責令退賠后的執行問題進行了規定。還有一份具有司法解釋性質的規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法第六十四條有關問題的批復》(法[2013]229號,以下簡稱《批復》)對此問題有更明確地規定:“……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的,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還被非法占有、處置的財產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相關法律效力及內涵解析從以上法律規定可以看出,現行法律僅對被害人提起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否受理進行了明確規定,而對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并沒有明確說明。最高法的法[2013]229號《批復》實質上是對《刑訴法解釋》第139條的規定進行了擴大解釋,理由是刑事判決責令退賠后,司法機關可隨時依法追繳或者強制執行。若法院受理被害人另行提起的民事訴訟,“會造成刑事判決和民事判決的重復、沖突”。①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幾個案例,也都將該《批復》作為裁定不受理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最直接的法律依據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批復》僅是最高法研究室制作的批復,未經審判委員會討論,不是司法解釋,該《批復》實際上也未完全解決本文所討論的問題。根據前述所有的法律及相關文件,刑事裁判中的退賠指的僅是本金損失,對于被害人的利息等其他損失,無法通過責令退賠制度挽回。②最高法研究室在對《批復》的解讀中也認為,若發生原物被追繳前已發生折舊、本金退賠后的利息損失未彌補等情況,被害人遭受的仍是直接的物質損失。僅從這一角度出發,也可發現若一刀切禁止所有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以外另行提起民事訴訟,會導致侵財類案件被害人的利息、折舊等受償權無法被保障,會造成侵財類案件作為民事案件獲得賠償多、被認定為刑事案件獲得賠償少的結果,加重了被害人的損失。除了現行法律之外,還有一部現已廢止的司法解釋對于本文探討的問題作出了規定,即最高法于2000年頒布施行的《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下稱《規定》)。該《規定》第5條規定:“……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該規定于2015年被最高法以“已被《刑訴法解釋》及相關規定修改”為由廢止。綜上,現行法律對于本文討論問題的規定并不明確,作為禁止另行提起民事訴訟最主要依據的《批復》效力不足,最高法在不同時期對這一問題的態度也不統一。

    三、完全不允許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不利于保護被害人利益

    通過對相關法律的梳理,可見我國現階段的司法實踐傾向于不允許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但是筆者認為,這種傾向不利于保護被害人的利益。

    (一)《規定》被廢止不等于被否定有觀點認為,既然前述《規定》已經廢止,則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的,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也不應受理。③但筆者認為,《規定》被廢止是因為《刑訴法解釋》就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作出了相關規定,但是《刑訴法解釋》規定的內容并未完全涵蓋《規定》的內容。《刑訴法解釋》第139條所禁止的,是被害人就特定事項、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但是并未禁止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之外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規定》第5條賦予了被害人在追繳或退賠后仍不能彌補損失時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救濟性權利,追繳與責令退賠是由法院主動適用,民事訴訟則是由被害人主動提起,兩者并不沖突,而是互為補充。在現行法律未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應認為《規定》中賦予被害人的“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利并未被廢止。即使是在法[2013]229號《批復》中,也未全面對該問題進行規定。該批復只禁止“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還被非法占有、處置的財產”,但對于財產的折舊、利息等問題并未涉及。既然法律無明確禁止,則從保護被害人利益的角度出發,法院應當受理被害人另行提起的民事訴訟。

    (二)通過民事訴訟才能最完整地保護被害人的利益按照現行法律,被害人若想挽回損失只能寄希望于刑事訴訟。但是,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對于被害人的保護仍不完善。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和《刑訴法解釋》對于被害人參與刑事訴訟作出了相關規定,但是司法機關對于被害人的權利保護意識仍然較弱。絕大多數案件中,在公安機關對被害人制作筆錄之后,被害人對于案件就再無任何參與。若被害人不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就基本無法真正地參與刑事訴訟。在這種情況下,對于被害人來說最重要的是退賠數額問題,被害人卻無法向法庭發表自己的意見。雖然有國家公權力對犯罪分子進行懲治,但公權力往往無法做到同時完整地保護被害人的私權。在司法實務中,被害人與犯罪分子對于案涉金額的陳述往往并不一致,犯罪分子的供述往往更低。由于刑事案件要求“結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適用的是嚴格證明標準。在缺乏客觀性證據的情況下,法院對于犯罪金額的認定可能會傾向于犯罪分子的供述,這就導致了責令退賠的金額可能低于被害人的實際損失。然而在民事訴訟中,全案證據僅需達到符合“高度蓋然性”標準,即可以達到證明目的。某些在刑事案件中不足以認定犯罪數額的證據,在民事訴訟中通過結合其他證據卻可能已符合“高度蓋然性”標準。對于此類損失,如果不允許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就不可能有挽回的機會。除了損失數額認定的問題外,前文提到的利息、折舊等損失在責令退賠制度中無法被認定也是責令退賠制度無法完整保護被害人權益的表現之一。責令退賠制度一直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空判”問題。刑事裁決后,被害人拿著判決書卻無法立案執行,即使法院連執行后成功率也極低。④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最高法于2014年11月開始施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該規定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責令退賠后執行的相關問題,但是該規定也未規定責令退賠中是否包括利息、折舊等損失。本質上仍將責令退賠限制在本金損失這一范圍內。不能因犯罪分子受到了國家公權力的處罰,就減損了被害人應當獲得賠償的數額。而通過民事訴訟,就可以更好地保護被害人的相關權益。

    (三)通過民事訴訟才能追究除犯罪分子外其他民事責任人的責任并處置相關抵押物以筆者在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案例為例。A公司與C銀行共簽署了三份金融借款合同,A公司在三份合同中都是借款人、其法定代表人B某都是保證人,除B某外均還有2名保證人,每份合同都有不同的抵押物。刑事裁決生效后,雖然A公司和B某被判處騙取貸款罪、法院也要求A公司和B某退賠相關款項,但是另外二名保證人的責任在刑事裁決中沒有涉及(因該二人不涉嫌犯罪,也無法涉及),所有抵押物如何處置也沒有涉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受理C銀行另行提起的民事訴訟或者以刑事案件以裁決為由駁回C銀行的民事起訴,則保證人的責任無法追究、涉及的抵押物也無法處置。只有通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才能要求共同侵權人之間承擔連帶侵權責任,不至于因刑事案件被告人處于刑事程序而將同一起事件中的民事責任人割裂為被告人和其他不構成犯罪的民事責任人。只有將刑事案件被告人和其他共同侵權人都置于同一種訴訟程序之中,才能確保刑事案件被告人和其他共同侵權人的權利義務與相關證據的證明標準相同,才能平等處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和其他民事責任人。同時還可以按照民事法律的相關規定對相關抵押物進行處置,最大限度地保護被害人的權益。

    (四)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不違背“一事不再理”原則“一事不再理”原則起源于羅馬法的“訴權消耗”理論。而對于何為“一事”在我國學術界一直頗具爭議。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民訴法解釋》施行后,對“一事”的認定標準是當事人、訴訟標的和訴訟請求相同。有觀點認為,在刑事裁決責令退賠后,如果允許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會違背“一事不再理”原則,因為另行提起的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是基于同一事實基礎。筆者認為,基于現行《民訴法解釋》,是否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應從訴訟主體、標的、請求等多個方面判定。責令退賠是在刑事裁決中作出的,刑事案件中對應的主體是國家與被告人,兩者之間的關系并不平等。大多數情況下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僅僅是訴訟參與人,而非訴訟主體。而在民事案件中,被害人是基于侵權法律關系提起的民事訴訟,對應的主體是作為原告的被害人與作為被告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兩者之間是平等關系。由此可見,刑事裁決與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完全不是一種法律關系。基于法律關系的不同,相關的訴訟標的自然也不相同。既然訴訟主體、訴訟標的都已不同,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自然不也違背“一事不再理”原則。

    四、應賦予被害人在責令退賠之外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利

    在現行責令退賠制度并不能完整地保護被害人權益的情況下,應當賦予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利。但是如允許所有被害人都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又可能出現此類案件大量增長、浪費司法資源、降低司法效率等問題。因此,從司法實際出發,可以區分是否受理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情況。

    (一)允許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情況刑事案件裁決責令退賠后,如存在除被告人以外的其他民事責任人或相關的抵押物,應當允許被害人通過民事手段維護權益。如被害人希望通過訴訟追回的是不在責令退賠范圍內利息、折舊等損失時,也應允許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

    (二)不允許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情況如果被害人在民事訴訟中起訴的被告與已生效刑事裁決認定的承擔刑事責任的被告人完全競合,不涉及其他責任主體,且該刑事判決對涉案財產的處理結果已完全涵蓋民事訴訟請求的賠償范圍,則被害人的利益已被公權力救濟。這種情況下,被害人完全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的規定,通過執行程序獲得相應退賠,應當駁回被害人的民事起訴。

    五、結語

    完全禁止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只通過現有的責令退賠制度,已不能很好地實現對被害人的救濟。我國一直有著“先刑后民”“重刑輕民”等傳統理念,司法機關往往更注重對被告人的刑事懲罰,對被害人的權益保護則相對忽視。應當區分對待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情況,在部分情況下允許被害人通過民事訴訟主張其權利。這樣才能在懲罰刑事犯罪的同時更好地保護被害人的全部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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